ZhonFa 中華與法蘭西經貿文化交流協會

時間的巨輪來到了2026年。
離開臺灣到法國，已將近四十年。
回首過往，很多事情彷彿就在昨天。
我對臺灣的記憶，其實停留在1986年離開的那一年。四十年間，臺灣在經濟、政治、人文上都有很大的變化。印象中的家鄉，已經不完全存在了。
有一年我回臺北，搭公車時竟然找不到臺北車站。原來車站剛改建完成，一切都變得陌生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有些地方只會存在於記憶之中。
而巴黎這個異鄉，卻慢慢變成了我的故鄉。
四十年後的巴黎，仍然是巴黎。
艾菲爾鐵塔還是那座艾菲爾鐵塔，塞納河依然在巴黎城中靜靜流淌着。
當然，城市也有變化。巴黎有了新的 tramway 電車，也有無人駕駛的地鐵。但也有一些地方幾乎沒有改變，例如十號地鐵線，仍然保留著四十年前的樣子。
當年在臺灣法文系上課時，老師說巴黎人的生活可以用三個字形容：metro、boulot、dodo。地鐵、工作、睡覺。
四十年過去，這句話依然很貼切。

初到巴黎

剛到巴黎時，我感到非常震撼。
整座城市到處都是美景。那時我常想，巴黎人一出生，睜開眼睛就能看到如此優美的環境，是多麼幸運。也許巴黎人的優雅與審美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自然形成的。
有一次我搭公車，從聖母院後面的橋穿過塞納河，一路到巴士底。當時我心裡想，如果有一天能住在這裡該有多好。
沒想到，這個願望後來真的實現了。
開學不久，一位日本同學介紹我到巴黎第四區巴士底附近的一個法國家庭做 fille au pair。
這種工作通常提供給外國學生：幫忙做一些簡單家務，接送孩子上下學。家庭提供食宿，也給一點零用錢。對剛到巴黎的外國學生來說，不但解決住宿問題，也能學習法文，了解法國文化。
我很幸運，遇到了卡普一家。

卡普家

那是1987年聖誕節過後，我第一次去見卡普太太。
他們家的二兒子尼，一頭卷髮，跑到客廳來看我。卡普太太問我幾歲，我說二十六歲。他們原本以為我不到二十歲。
卡普家以前接待過不少外國學生，大多是二十歲左右。只有我和之前那位日本同學年紀稍微大一些。

七樓上的閣樓

卡普家給我住的是七樓頂樓的一間小小的佣人房，沒有電梯。
對很多巴黎老房子來說，頂樓的房間本來就是以前給女傭住的地方。要爬長長的樓梯才能上去。
房間不大，但有一扇落地窗。裡面只有簡單的床具和一個洗手台。對當時的我來說，已經算是很好的條件。
我又自己添了一個小冰箱、小電爐，再加上一個留學生的好朋友—--大同電鍋。
這樣就可以簡單做點東西吃。
廁所在外面的走廊，要和其他閣樓住戶共用。房間裡沒有浴室，所以平常要到卡普家的浴室洗澡。週末如果不下樓，我就在小閣樓裡燒水簡單擦洗。
冬天時，大樓是中央暖氣，比我以前住的頂樓房好多了。以前那一間只有電暖氣，寒冬時根本不夠暖，常常冷得發抖。
對一個當時經濟拮据的學生來說，這樣的小閣樓其實已經像一個「豪華套房」。

卡普媽媽

卡普媽媽是一位非常優雅的法國女士。
卡普媽媽娘家姓貝魯，是中產家庭。她的父親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飛行員，據說還是《小王子》作者的朋友，家裡甚至有一本作者簽名的《小王子》。
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從小生活優渥。嫁了一位工程師丈夫，做了一輩子的家庭主婦。她把家裡布置得很漂亮，生活過得優雅而有秩序。
多年以後我才發現，我有時會不自覺地買和她一樣款式的鞋子。她的品味似乎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了我。
她的個性開朗又熱心。有一次她在巴黎地鐵裡幫助了一對從新加坡來的遊客，後來竟然成了朋友。有一年我搭新航回臺灣，在新加坡轉機時，她還請那對夫婦招待我。
她曾經在醫院做義工。後來她覺得自己應該有一點收入，還問醫院能不能雇用她，但被拒絕了。
她寫字很潦草。有一次她留了一張紙條給我，交代我要做的事情。我看了半天完全看不懂她寫的字，當時真是急得不知怎麼辦。
還有一次我第一次用她家的電爐，忘了把上面的蓋子拿掉就開火。她事後說看到時嚇了一跳，還好沒有發生危險。
她也喜歡收集復活節的彩蛋，擺在客廳的玻璃櫃裡。有一次我打掃時不小心打破兩顆蛋，當場嚇得哭了起來。後來雖然修復了，但我一直覺得很內疚。

貝魯家族

卡普媽媽在娘家，排行老三，上有兩個哥哥，下有兩個弟弟，是父母的掌上明珠。
他們家在凱旋門附近，在一棟可以把車開進院子的住宅。進門是一條很長的走廊，比我住的房間還大。客廳更是寬敞，曾經在家裡辦過婚禮宴客。
貝魯家的大哥是大型電腦公司的高級工程師，嫂嫂是巴黎第四大學的法律教授。
貝魯大哥的大女兒讀了高等商學院，畢業後進入銀行工作。
二兒子是一名社會學家，做研究、寫書，出版了不少著作。
最小的兒子成為外交官。
我已經很多年沒有看到他。
直到卡普大羅⁷的葬禮那一天，看到了他。
那一瞬間，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卡普家客廳裡跑來跑去的小男孩。
他過來和我打招呼，還蠻溫暖的，他還記得我。
三個孩子各有發展，都很優秀。「龍生龍，鳳生鳳」，整個家庭可以說是典型的法國布爾喬亞家庭。

但貝魯家的二哥卻完全不同。
他年輕時短暫當過校醫，之後就再也沒有正式工作。對金錢沒有概念，也不太在意生活的現實問題。母親生病多年，主要都是他在照顧。
母親過世後，家人幫他買了一間公寓，他卻讓一對母女免費住進去，自己跑去親戚家住。他沒有收入，兄弟姐妹常常接濟他，但他還會到處借錢。

卡普家有三個兒子

老大羅、老二尼、老三提。
我到他們家時，他們分別是十七、十六和十四歲。

大兒子羅，是一個英俊的少年，很喜歡文學，常常和我談莫泊桑的作品。
但高中時，他開始出現精神方面的問題。逃學、幻想，甚至說自己要拯救人類。後來被送到南法的一家醫院接受精神治療。
那段時間，卡普媽媽非常痛苦。每天早上我到家裡工作，就只是陪她吃早餐和聊天，聽她傾訴。
後來羅的病情在藥物控制下穩定下來。他取得殘障人士資格，在博物館找到一份工作，也申請到政府提供的住房。
2025年三月，他在家中跌倒後不久過世。
我去醫院加護病房看他時，他滿身插著管子。我對他說：「姐姐來看你了，要加油。」他的眼角流下眼淚。
我想，他應該聽到了我說的話。

二兒子尼對歷史日期記得非常清楚。哪一年哪一月發生什麼事，他都說得出來。
他的學業並不順利，高中會考考了兩次，第二次還要補考。那次補考我和卡普媽媽在教室外面焦急地等待。幸好最後通過了。
後來他念會計相關的學校，但找工作並不順利。有一段時間幾乎沒有工作。
最後他在醫院找到護工的職位，生活才慢慢穩定下來。

三兒子提 曾親眼看見一位女同學在他面前車禍過世，留下很深的心理陰影，因此一直不敢開車。
他念過商業學校，也去美國交換，但那所學校後來竟然倒閉。
他曾在一家市調公司工作十多年，卻一直沒有正式合同。後來公司突然倒閉，他透過勞工法庭才拿回幾萬歐元補償。
直到四十多歲，他才終於找到一份正式合同的工作。

卡普爸爸

卡普爸爸出生在普通家庭。
他是一位高級工程師，靠自己的努力進入精英工程師學校，得到獎學金到美國進修，回法國後進入飛機引擎公司工作。
他是一個非常勤奮的人，很多週末仍然在家裡工作，一輩子幾乎都奉獻給家庭。
然而三個兒子的人生都沒有走上父母原本期待的道路，這對他來說是一種沉重的打擊。
2023年春天，他在醫院突然過世。
那之前不久，他還打電話給我。我們談到孩子的教育費用，他還關心地問我：
「你的經濟還可以嗎？」
那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談話。

晚年的卡普媽媽

卡普爸爸過世後，卡普媽媽的身體與精神迅速衰退。
她開始變得沒有精神處理事情，好像在心裡築起一道牆，把悲傷關在裡面。
她的二哥搬來陪她住。本來大家覺得是一件好事，但後來發現他開始插手卡普媽媽的財務。
銀行卡、支票、提款額度，都在他的控制之下。卡普兄弟後來才發現很多不正常的支出。

後來卡普媽媽半夜跌倒，肩膀骨折。住院好幾個月。醫生也診斷她已有帕金森症的初期症狀。醫院評估後認為舅舅沒有能力照顧她，卡普兄弟二人，最後決定把媽媽送到有醫療設備的養老院。每個月費用大約四千歐元。幸好她自己有積蓄。
我偶爾會去看她，帶一些黑巧克力或中國小點心。
以前她還住在自己家時，如果我沒有事先通知就去拜訪，她常會說最好先預約。她大概不希望朋友看到她沒有準備好、或狀態不好的樣子。
這也許是文化差異。在華人的習慣裡，探望長輩應該不用好幾天前預約。但在法國，人們更重視個人的空間與體面。

回望

食物是生活的紀錄，也會沉澱為深層的記憶。
回味起卡普家的菜譜：夏天，我常做一大碗綜合沙拉——青、紅、黃椒與黃瓜切成小塊，拌上玉米，再淋上沙拉醬，清爽又簡單。烤雞總是一整隻，抹上粗鹽和奶油，放進烤箱裡慢慢烤上好幾個小時，吃的完全是食材本身的原味。卡普家也常做 échine aux oignons：先把一大塊豬肉煎香，再炒洋蔥，加鹽與水慢慢燉煮，最後切片上桌，味道溫厚而樸實。
偶爾也會做 poisson pané。煎魚塊時最要緊的是火候——不能焦，也不能生。大羅曾說，我煎得比其他 fille au pair 都好。甜點通常很簡單，多半是 Monoprix 買來的巧克力或咖啡 mousse，或是一杯 yaourt；有時我也會煮一碗 semoule 加牛奶，溫潤而家常。
除了這些法式家常菜，我也會做些臺灣味道：炒臺式米粉、煎餃子，他們總是讚不絕口。卡普媽媽特別喜歡蝦仁春捲，而大羅最愛的是焦糖豬肉。
這些年來，我也會把這些菜做給自己的家人吃。當年在卡普家學到的味道與溫暖，悄悄地延續進我的生活裡。
卡普一家，是我在巴黎歲月中非常重要的一塊拼圖。我看見他們年輕時的幸福，也看見歲月帶來的衰老與離別。卡普爸爸與卡普媽媽，那種優雅而從容的巴黎人形象，會一直留在我的記憶裡。
而我，也從一個剛到巴黎的小小臺灣女子，在這座城市走過了四十年的歲月。

巴黎，早已成為我的另一個故鄉。

Emma  – Une taiwanaise en Franc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