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種趨勢令人印象深刻，特別是在美國：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，公司集中度，公司部門中的重量每個產業，都急劇增加增大。這種現像在技術上非常顯著，具有GAFA的統治地位。橫跨大西洋，谷歌和臉書佔據了三分之二的在線廣告支出，亞馬遜佔據了75％的圖書銷售額。蘋果的資本總額達到8000億歐元，超過證券交易所的一半。我們正在從自由資本主義轉向寡頭資本主義和租金。

如何解釋這種集中度？首先是對競爭管理機構最不警惕，對這些新的主宰不那麼嚴厲：在歐洲，布魯塞爾拒絕合併阿爾斯通 – 西門子，但接受谷歌的市場份額超過90％。

然後通過併購浪潮，從2001年的770億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700億美元。在這方面，科技巨頭也已經成倍增加了贖回權，就像2014年臉書以WhatsApp為單位的190億美元。最後，在某些行業（互聯網，電信，健康等），規模報酬的增加使“超級巨星公司”更有效率。正如美國專利數量下降所證明的那樣，打入新領域的技術障礙正變得越來越難以克服。

這種集中給予公司更大的市場力量，允許他們提高價格：在十年內，他們在美國上漲了40％以上，而工資成本僅增長了15％，這允許他們提高了利潤率。因此，資本所有者和員工之間的收入不平等，而且員工之間，“超級巨星公司”的收入增長速度要快得多。在勞動力市場，一些超級公司的主導地位甚至可能導致協議限制工資增長。

矛盾的是，這一令人擔憂的發展尚未產生預期的負面影響。寡頭壟斷租金的存在應該導致投資赤字，這些集團必須投資才能面對競爭。而且，由於競爭激烈的世界，它應該導致與價格上漲相關的需求減弱。在那之前，情況並非如此。但遲早，這種租金資本主義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。